文/凌青口述 宗道一、朱礼盈、傅铮铮等整理
口述者简介：凌青，1923年4月生，曾用名林墨卿，福建省福州市人。1941年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，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中共北平地下党活动。同年12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。1942年7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干事。1944年赴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，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。1949年10月起在外交部工作，任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。1951年7月起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、翻译队队长。1953年底回国后历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专员，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，欧美司负责人，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。1975年任驻委内瑞拉首任大使。1978年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。1980年至198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、特命全权大使。期间，曾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；出席第35届至39届联合国大会，任副团长。70年代以来，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、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和会、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、关于难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。任中国代表团团长、副团长、代表。1985年以后，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，福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。1993年起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
凌青夫人张联，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、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，他们是新中国外交界的第一对“伉俪大使”。
我曾祖父叫林拱枢，是林则徐的第三个儿子。我的父亲林步随是清朝的末代翰林。他考中翰林后就废科举、建学堂了。考中翰林不久，清朝慈禧太后想搞改革，派一些学生出去留学，就把他派到美国去当“留学生监督”。
实际上等于是代表清朝政府管理留学生事务的。民国初年的一些重要外交官，大都是留学生。所以，父亲和他们都比较熟。像民国早期的外交家顾维均、颜惠庆、施肇基、王宠惠，和父亲都很熟。20世纪50年代，钱其琛同志在苏联也当过“留学生监督”，管留学生。父亲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留学生，哪个系我搞不清楚了。
在美国呆了八九年，很长时间。因为这背景，他也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。父亲回来对我们这些孩子别的影响没有，他强调的就是两条：一是要把中文学好，二是把英文学好。因为他自己就精通这两样，这是他的感受。
我们林家兄弟姐妹一共6个，我是最小的。我和几个哥哥姐姐，5个人在北京学英文。我们那个时代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。我们正好处在中国灾难最深重的年代，青年学生一懂事以后就不安心读书了，忧国忧民嘛。
我懂事以后，目睹了日本人占领北平。外国人侵略我们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经受不住的，要寻找救国的道路。这时候正好我大哥林曾同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大批书，都是抗战以前的一些进步书籍。我也是书呆子型的，从小就喜欢看书。可能是这个原因，看了不少书。
我参加革命是在高中这一段。这个时候看了好多革命的书，抗战以前啊，是上海出版的，一些比较进步的书。包括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，巴金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等小说。特别是一些理论方面的书，好多好多，邹韬奋的，裴中济的。当时日本人的政治经济学，陈豹隐翻译的。当时陈豹隐是北京大学的一个知名的“左派”教授。他早年曾留学日本，后来还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，既是国民党员，又是共产党员。这些书看得很多。最后也看了一些马克思的原著，就有点囫囵吞枣了。
高中时，我通过一个同班同学向他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东西，抗日这套道理。他的哥哥在燕京大学，周围有一批党员，所以我就通过他哥哥认识了地下党。1939年就开始跟他们有接触了，以后就参加党的活动，准备入党。入党手续是一个形式问题，思想转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后来到了燕京大学，考进去的，考了经济系。
因为当时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么，对经济感兴趣。然后在燕大正式参加了地下党。以前也搞一些活动，就是没经过这道形式。什么时候入党，形式不是太在意，反正干活就是了。早知道以后还可算党龄什么的，可能还可以早点吧。
当时没有这个概念。“十二大”的时候不是有一条规定么，中顾委委员一定是要1942年底以前入党的。后来什么时候入党很关键。当时没这个观念。到后来待遇啊，级别啊，和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有关系。当然你早参加也可能早牺牲啊，也说不定啊。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那时18岁，1941年。
在燕大呆的时间不长。后来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吗？战争爆发以后学校就关门了，日本人把学校给关闭了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那天日本兵来后，整个校园都封锁了，到晚上就更恐怖。我们住在宿舍里，日本人就来抓人。他们有特务，所以事先有个名单，知道是哪些学生。那时候我们还没让他发现。日本人没有掌握我们读书会的情况。当时我们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读书会，叫做“Trio”。
“Trio”原来是“三重唱演出小组”的意思。这个读书会有大三年级的，有大二年级的，有大一年级的，三个年级的学生都有。这个读书会其实是党的外围组织，通过这个来影响一些学生，争取一些学生，让他们接受进步思想。但是这个读书会也不是单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，也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活动。也请人来讲讲卫生问题啦，健康问题啦，时事啦，等等。我记得当时还谈过对苏芬战争怎么看的。因为那时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打一个小国，有些人就觉得不太理解。这就是读书会的时候。这个读书会在当时日本人封闭燕京大学的时候还没发现。
燕京大学关门以后，当时也没有别的人出入了。相当一部分进步学生到了解放区。有一些想念书的人去了成都。我们呢，当时因为已经入党了，就得听党的话。我的家在北平，社会条件比较好，隐蔽起来比较容易，所以有条件在北京呆着，开展工作。领导就说你们不要走，不要到前线去，你们还留在北平。我们就转到北大继续念书。伪北京大学，日本人跟伪政府合办的，也还是在经济系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参加读书会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。有一天，直接领导我的那个人和二姐傅秀找到家里说：日本人发现读书会了。因为有别的人被捕，可能供出你们了。你们赶快走，赶快撤退，最好现在就走。那时候我才19岁，还小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直接领导我的那个人就问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我说姐姐让我住到一个同学家里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好。他说，如果没有找好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们两人简单收拾了一下，马上就走。他把我带到另外一个燕京大学同学的家里。那个人叫做饶毓普。他的母亲是长期掩护我们地下党的，以前可能也掩护过，一直到解放。所以解放以后，刘仁还特别到她家看过。他母亲大概不是党员，但是一直保护共产党，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。我就在他家里大概呆了20多天。饶毓普同志后来学航天医学，前几年去世了。
20多天以后，领导就通知我们可以撤出北平了。在这个期间，日本特务确实去过我家。这是事后听母亲讲的。敌人来抓我跟我姐姐，没抓到，就留在家里了，大概留了一个人吧，呆了10多天。他还跟我哥哥讲：没关系，你们把他们两个交出来，没什么大事。他们这样说，是骗人的。我哥哥也不会把我们交出来。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躲在哪儿，我也没告诉他。留下监视的敌特呆了十几天，没抓到我们，也就算了。
过了20几天，领导我的人通过饶毓普告诉我，可以走了，从北平到保定。所以饶毓普就把我送到北京东直门车站。现在没有这个车站了，那时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车站。我们就走到前门大厅，就是现在地铁站那里。当时怕万一有日本人、特务，就偷偷走东直门车站。饶毓普把我送上车。然后我一个人坐火车到了保定。当时保定还是日本人占领着，整个铁路线都被日本人控制了。
在保定下车，到了一个小店，住了几天。当时怎么联系的，具体细节我也忘记了。北平领导我的那个人，后来亲自来保定了。再后来，我姐姐也到了保定。她跟我分开走的，我们在保定碰头。然后那个领导人就找到我，告诉我今天晚上就得走，从保定出城。大概四五个人，或者五六个人。他们熟悉交通，比较熟悉情况。挑一个日本人警戒比较松的时候，而且两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，不能一下四五个人一窝上。出城以后，也是这么隔着一段距离。远远地可以望到一点，大伙千万不要紧跟。然后就走，走到一个村子停下来。
这个村子是我们的地下交通站。他懂得这一行，说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什么地点才能走。也就是日本人看得比较松，或者是伪军看得比较松的时候。我们就一直跟在后面走。就这样，顺利地过关了。只有一个人没有过去，这个人叫王湘，半路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又回了北平。解放以后还到了外交部，可能是在礼宾司。这样我们就过了那个村子。那个村子是游击区。那天晚上，也不知道爬上爬下过了多少封锁沟。
日本人围着挖了好多壕沟。爬下去，再爬上来。有的时候碰上有碉堡的，就挑没有碉堡的地方过。就这样走了一夜。天亮以后，大家就到了根据地边上了。带队的那个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，非常负责任。叫张宏飞，解放以后可能还有别的名字，但是原名是张宏飞。“文革”期间去找过他一次，没找到。这个同志，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矛盾，在40年代脱党了，跟党断了联系。那个时候他是很积极的，以身作则，走不动了，还是带着我们走。走啊走，我们大家都走不动了。
我虽然有吃苦的思想准备，但没想到这么苦，很累。白天还得走，咬着牙走，我们就跟着他走。拐弯了，最后到了满城。保定附近有个县城叫满城。当时是晋察冀区的一分区。司令员就是杨成武。到了满城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派人来接了。接到以后，因为没到根据地，还得再走。好像是又走了两三天才到了阜平。
当时中央主要根据地在阜平县。阜平县是河北省最贫困的一个县。当时阜平县的城南庄附近，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镇，是军区所在地。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也在这里，当时叫北方分局。组织部长就是刘仁。他是“文革”前的北京市委的副书记，“文革”中遭迫害去世了。下面的一个科长叫刘慎之，由他来接待我们。
刘慎之向我们要名字，让我们改名字。他对我们说：因为你们家在北京(当时又改叫北平了)，因为已经设有伪政府了，你们得保证家里的安全，别让家里受影响。这样，我就改了现在这个名字。跟原名有点接近，原来叫林墨卿。那会儿思想比较“左派”的，还认为家庭是一个封建家庭，要划清界线，“凌青云而去”么。我姐姐就改了个“傅秀”，原来叫林锦双。因为我母亲姓傅，“锦”么就是“绣”。
改了名字以后，先分配我到华北联大。但是到了以后我就发疟疾了，这样就休息了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10个人里面有八九个得这个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夏天没蚊帐，通过蚊子就传染了，很普遍的。
之后，就碰上反“扫荡”，就不让再上联大了，回到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。分配我到敌工部当干事。部长最初是黎南，我走的时候是康健生。这样我就在敌工部伪工科当干事了。敌工部有敌军工作科、伪军工作科。在敌工部你要懂日文，事倒没做多少。
伪工科干事做了两年。这两年主要就是锻炼，吃了不少苦。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上有了吃苦的经历。条件很艰苦，很差啊，吃不饱。比如说刚一到解放区，端上来的就是半碗小米饭。而且端上来以后，所有的苍蝇都上来，轰也轰不去。那里也很脏，到处是大便，到处是猪圈。住的屋子是一个破土房。再加上日本人的封锁，有的时候他们搞“三光”政策。那个房子，上面都是黑黑的，很多年没动了。炕都是土炕。我们从北京背了一个毯子。没毯子没法睡。没毯子就睡在土炕上，睡到半夜蝎子会从上面掉下来，看你运气了。那个地方特苦，刚一去，生活反差很大。后来到了军区要好一点。司令部所在地，条件总要好一点。虽然好一点，但是也吃不上肉。有的时候光是一碗小米饭。
有时候违反纪律到地里去偷老百姓的辣椒。辣椒掰一下就吃，没菜啊。那个地方有一种植物的叶子，喂牲口的，有时候就拿它煮一煮，当菜吃。有的时候也尽量变化一点，总的来说没什么吃的。反“扫荡”完了以后，军区司令员提出来每天要“三钱油三钱盐”。吃肉什么的一年只有一次，或者两次。身上的虱子有几十个，也许上百个吧。
穿的毛线衣上面都是小白点，摘也摘不掉，那是虱子的卵。因为只有一件毛线衣，冬天脱也不能脱。大概等到春天过了以后，把毛衣脱下来，煮一下，把卵杀死。洗澡么，有的时候一个冬天大概洗一次。夏天倒还可以。
你到河里，愿意洗多少次就多少次，或者山沟里用溪水洗一下也可以。冬天的时候就艰苦了，军区一年给你烧一次水，所有的人去洗。1943年敌人“扫荡”3个月。“扫荡”完了以后回来，粮食都没有了。阜平这个地方藻很多。那怎么办呢？吃藻泥吃海藻啊。
第一顿饭很好吃，有点甜，第二顿饭吃不下了，完全是藻泥啊。当然，也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，也有好一点的时候，但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也有很坏的时候。睡在山上，因为在村子里不敢呆，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来，那时候也没情报。半夜里就到山上去。那时候，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和我们在一块，她在燕京大学也是地下党。后来被日本人抓起来了。怎么抓的呢？当时她还没认识张春桥，没跟张春桥谈恋爱，她跟另外一个什么的县县委书记谈恋爱，也是地下党。两人在村子里聊天，还点着灯。日本人过来抓，那个县委书记当场就牺牲了。我也是听说的。她被抓以后我就不清楚了。那时候我还小，对文静不太清楚。
最初的那几年还比较好，日本人主要在正面战场。等到1940年以后，看到八路军发展那么快，敌后根据地发展那么快，他们就把力量集中到敌后。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。正面战场停下来了。所以1942年、1943年那时候最苦。毛主席提出一个字——“熬”。熬，熬，熬过去。到1944年、1945年以后，一下子就好起来了。
为了要“熬”，中央当时提出“精兵简政”政策。那时候为了保护干部，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把一批干部送到延安去。我也被送到延安了。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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